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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：宏观政策助力实现“六稳”“六保”目标

       2022年，是党的二十大召开的关键之年，也是“十四五”规划执行的第二年。同时，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，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。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？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值得重点关注？商业银行如何把握机遇、应对挑战，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？带着一系列问题，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月秋。

全球经济增速大概率放缓

　　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2021年，全球经济稳步复苏，但仍然存在疫情反复、通胀走高、增长分化等问题。在您看来，2022年的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将发生哪些新的变化？外部环境的变化又将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？

　　周月秋：2022年，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确实会面临疫情不确定性、通胀困扰、政策转向、地缘冲突等风险挑战，其中有几个变化趋势值得重点关注。

　　第一，经济增速大概率放缓。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的确很快，原因主要有二：一是2020年疫情暴发，全球经济增长基数很低（-3.1%）；二是随着疫苗推广、疫情防控经验积累以及政策效果显现，全球总需求逐步复苏。展望2022年，这些因素都发生了变化，增长基数变成了高基数，政策刺激则从高强度逐步转弱，加上全球疫情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，因此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、世界银行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对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分别为4.4%、4.1%和4.6%，与各机构对2021年经济增速的预测分别下降了1.5、1.4和1个百分点。

　　换个角度来看，如果以近10年（2012年至2021年）、近5年（2017年至2021年）全球经济增速均值（分别为3.0%和2.6%）作为参照基准进行分析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。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历史均值水平，存在向常态化中枢回调的压力。疫情反复、俄乌冲突具有不确定性，全球经济回调速度和幅度比预期更快、更大也并非不可能。

　　第二，通胀高压短期难解。全球经济继续走在复苏的路上，推动能源等大宗商品需求恢复，但大宗商品供给受疫情扰动、投资不足等因素制约，短期存在刚性，增长滞后于需求恢复，供需紧平衡将使得一个时期内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。地缘冲突推升石油、天然气、贵金属、小麦等价格大幅上涨，或将加速全球通胀中枢上行。同时，供应链瓶颈制约难以短期消除。疫情反复可能迫使部分经济体阶段性采取控制性政策，全球产业链难以做到高速运转。疫情扰动下全球性重要港口劳工短缺局面恐将持续，国际运费也会维持高位。此外，劳动力缺口还可能推动“工资－价格”螺旋上涨。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，劳动力市场的岗位空缺数量自2021年6月后持续超过1000万个。随着疫后劳动力需求进一步恢复，劳动者议价能力进一步提高，企业可能将上涨的工资成本向消费者转嫁。

　　第三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提速。在不断攀升的通胀压力下，美联储议息会议对加快加息和缩表步伐的表态越来越明确。市场普遍认为，美联储首次加息时间将提前至2022年3月，全年加息4次甚至更多；缩表也可能于年内启动，初始缩减上限可能为300亿美元/月（100亿美元美国国债+2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），年末加速至600亿美元/月（200亿美元美国国债+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）。在美联储政策转向带动下，其他经济体也将加快货币政策紧缩步伐。英国央行于2021年12月将基准利率从0.1%提升至0.25%，成为疫情以来首个加息的主要经济体央行。2022年2月，英国央行再次加息25个基点至0.5%，同时宣布开启缩表进程。部分新兴经济体为应对国内通胀压力、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风险，更是不得不跟随步入加息轨道。2021年以来，巴西和俄罗斯央行累计加息幅度已分别达到725个和425个基点。

　　第四，增长继续分化。总体来看，发达经济体疫苗接种率较高、内部需求相对强劲，有望保持较高增速。但新兴经济体由于疫苗接种不足，受疫情的影响会更持久。俄乌冲突可能使俄罗斯、乌克兰以及欧洲其他部分国家发展受到较大影响。同时，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提速，可能导致全球融资环境收紧，新兴经济体面临跨境资金流出、融资成本上升、偿债负担加重等多重压力，经济复苏面临更多挑战。特别是土耳其、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的短期外债余额与外汇储备余额之比已超过100%警戒线，债务违约风险较高，需要密切关注。

　　这些外部变量不可避免地会通过贸易、投资、金融市场等多种渠道对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一定影响。首先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使得海外需求缺口收窄，我国出口增速有可能面临回落压力。其次，全球通胀持续有可能通过大宗商品进口、内外产业链联动等途径对我国形成输入性通胀压力。再次，随着发达经济体政策转向提速，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幅度扩大，要注意可能对我国资本市场运行产生的扰动。此外，中美利差可能收窄，人民币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。

　　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变

　　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2021年，中国经济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增长8.1%的亮眼业绩。但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，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，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。您认为2022年中国经济将如何发展？

　　周月秋：上面我们说了，2022年的外部环境将更复杂严峻和不确定，同时国内发展也面临多年未见的“三重压力”，但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和条件很多，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强、潜力大、前景广阔、长期向好的特点并没有变，完全有基础、有条件、有信心、有能力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。我个人认为，中国2022年GDP增速大概率在5%以上。并且表现出几个特点：

　　第一，是总体增长稳健。因为2021年基数较高，2022年GDP增速有所回落是客观的，但大概率会维持在5%以上。从绝对量、人均水平和国际比较来看，5%以上的增速是含金量很高的增长。与全球平均水平和主要经济体增长相比较，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领先位置，仍将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更重要的是，5%以上的增长意义重大。2021年中国GDP总量已达114.4万亿元，5%以上的增长意味着2022年GDP总量将突破120万亿元，迈上一个新台阶。2021年中国人均GDP是1.26万美元，5%以上的增速意味着2022年人均GDP将突破1.32万美元，成功跨越世界银行划设的高收入国家标准，这将是重大的历史性突破。

　　第二，“三驾马车”稳步增长。投资平稳回升，在专项债发行前置、财政支出保持强度、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处于高位、房地产政策边际微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，预计2022年基建投资明显反弹、制造业投资温和上升、房地产投资保持稳定。交通基础设施、能源、农林水利、生态环保、社会事业、物流基础设施、市政和产业园区、国家重大战略项目、保障性安居工程等9大领域将成为促投资的重要动力源。消费持续回暖，国内防疫政策更加精准，居民就业改善、收入修复，以及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，有望逐步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。2022年春节假期，全国运送旅客量高于2021年同期；线上消费、冰雪消费、乡村消费、绿色消费等成为稳消费的重要增长点。出口保持韧性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（RCEP）正式生效，将提升中国产品在全球竞争力；全球疫情仍在反复，中国产业链优势将支撑出口替代效应。但大宗商品价格已在高位，继续上行动力边际减弱，价格对出口额的支撑作用有所下降。叠加高基数影响，预计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有所放缓，但还会保持在较高水平。

　　第三，创新动能不断增强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。1月12日，国务院印发《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，提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要从2020年的7.8%提升至2025年的10%，第六代互联网（IPv6）活跃用户数从4.6亿户增加至8亿户，千兆宽带用户数从640万户增加至6000万户。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、新型举国体制优势、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促进量子信息、网络通信、集成电路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域链等战略性产业快速发展。绿色低碳转型纵深推进。产业结构将加快绿色转型步伐，钢铁、有色等高碳行业稳步开展节能降碳改造，新能源、生物技术等新型低碳产业打开成长空间。能源结构转型以“先立后破”为原则，增强新能源消纳能力和安全稳定性成为关键，智能电网、储能设备等保障性设施有望加速发展。“专精特新”企业提速发展。近期国家连续出台多项文件，加强对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的培育扶持，推动技术、资金、人才、数据等要素资源集聚，“专精特新”企业有望在半导体、工业母机、新材料等细分赛道加速发展，提升我国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。

　　第四，金融稳健运行。流动性合理宽裕，央行将适度增加市场流动性供给，保持广义货币（M2）、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，并适时进行逆周期调控，有效呵护实体经济发展。利率弹性增强，政策利率保持稳定基调，同时依据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势、国内通胀走势、经济走势相机抉择，具备弹性调整的空间。汇率基本稳定，美联储货币政策加速收紧，美元指数或将继续走强，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一定贬值压力。但中国经济韧性强，政府调控工具充足，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枢将保持基本稳定。

　　宏观政策将更加前置更有力度

　　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“调控政策要靠前发力”。结合对2022年经济形势的判断，您认为政策靠前发力将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？对商业银行有哪些机遇和挑战？

　　周月秋：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，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2022年宏观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更加前置、更有力度，同时预见性也更强，更好地助力实现“六稳”“六保”目标。主要体现在：

　　第一，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效能，更加注重精准、可持续。今年财政支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，财政发力重心前置，助力扩大内需，稳定经济增长。预计财政政策的前瞻发力将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：一是财政支出安排靠前。1月地方债新增发行5837亿元，其中专项债4844亿元，发行起始时间较去年的3月大幅提前，再加上去年12月已提前下达的1.46万亿元新增专项债额度形成实物工作量，今年一季度财政支出同比会有较快增长。二是基建投资适度超前。重点投向的领域包括交通、能源、水利、农业、环保、物流、城市提升改造等传统基建，以及第五代通信技术、数据中心、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建，有效推动“十四五”规划102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。三是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。在现有优惠政策继续延长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，新增减税降费规模将超过去年，主要针对制造业企业、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和科技、就业创业等领域，着力稳定和扩大就业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。四是支出结构持续优化。强调支持专精特新和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，支持原创性、引领性科技攻关，支持教育、医疗、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。五是防范风险前瞻性布局。推动财力下沉基层，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，防范基层财政的运行风险。

　　第二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，加大跨周期调节力度。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，注重充分发力、精准发力、靠前发力，着力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，稳定宏观经济大盘。“总量”主要体现在保持信贷稳增长和融资成本稳中有降。去年12月央行降准0.5个百分点，释放长期资金超万亿元，下调支农、支小再贷款利率0.25个百分点；今年1月下调MLF利率、逆回购利率各0.1个百分点，都是政策靠前发力、以“进”促“稳”的体现。去年12月以来，1年期、5年期LPR已经分别下降0.15个和0.05个百分点，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行，激发市场主体融资需求。预计后续货币政策还将继续采用量价调控对冲短期冲击。“结构”主要体现在保持信贷结构的稳步优化，继续通过再贷款再贴现、碳减排支持等结构性工具，将资金流向引导到制造业、小微企业、科技创新、绿色发展、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，并有可能推出更多新型支持工具，有效呵护实体经济发展。

　　财政货币政策的靠前发力，就是商业银行的发展机遇。大致反映在三个方面：一是基础设施建设、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迎来新一轮政策窗口期，为商业银行在这些领域发掘业务机会、做大信贷规模、做实信贷质量带来机遇；二是财政资金向基层直达下沉，转移支付等区域平衡政策带来的资金流，为商业银行服务向县域、乡镇等基层地方政府下沉带来机遇；三是社会资金由政府端向居民和企业端倾斜，在社保、医疗、教育等重点民生场景为商业银行提供切入点，有利于商业银行完善全链条金融服务生态。

　　货币政策的灵活适度，对商业银行带来的发展机遇大致体现为两个方面：一是降准、降息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降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，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；二是融资成本下行促进企业和个人客户融资需求，推动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平稳增长。与此同时，商业银行有可能面临利差进一步收窄的挑战：贷款利率有可能进一步下行，而存款利率下行幅度较小、节奏较慢，银行盈利难度将有所增加。

　　商业银行形成经营发展新质态

　　《金融时报》记者：面对2022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，商业银行如何把握机遇、应对挑战，助力高质量发展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？

　　周月秋：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，金融企业任务艰巨，使命光荣。商业银行应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战略部署，全面落实金融三大任务，坚决拥护“两个确立”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深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，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契合的经营发展新质态，更好地为居民、企业、政府等经济主体提供适应性的金融服务。具体可从六方面发力：

　　第一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。推动投融资稳量、提质、拓面、增效，提高中小微企业供应链融资可能性，持续帮助中小微企业和困难行业恢复。完善资产配置策略，引导金融资源向制造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普惠、科创、低碳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集中。从供需两侧做好消费金融服务，助推消费产业升级，推动住房消费健康发展。坚持合规定价、合理收费，提高让利质效，让市场主体有更多获得感。通过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，促进“科技-产业-金融”的高水平循环。

　　第二，以更大力度服务科技自立自强。深刻把握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，做好对“卡脖子”“补断点”领域的金融支持，为补链强链作出更大贡献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案，创新与知识产权相契合的投融资产品，大力支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发展。发挥好综合化子公司作用，开展链式营销，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。加强新技术融合应用，对传统金融模式进行数字化重构，实现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。

　　第三，高水平做好民生金融服务。聚焦就业、社保、医疗、住房、养老等民生重点领域，完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。全力支持乡村振兴，加强渠道融合与渠道合作，将服务下沉到“最后一公里”。继续深化科技赋能，丰富惠农助农金融产品，积极参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智慧平台搭建，扩大服务覆盖，提升服务效能。

　　第四，有序推进碳达峰、碳中和金融服务。合理安排绿色投融资总量、结构、投向，引导资金有序流向绿色低碳领域。统筹做好服务低碳转型、调整业务结构和防范金融风险工作规划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，严控高耗能、高排放项目，支持绿色技术研发、低碳科技攻关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。主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，推动碳金融工具开发、绿色投资原则推广、国际研究合作，讲好中国绿色金融故事。

　　第五，推动全球化综合化高质量发展。聚焦助力“一带一路”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优化全球网络布局，提升业务渗透率和金融服务水平。围绕客户全方位金融服务需求，加强内外联动、行司联动，深挖“走出去”客户，紧盯“引进来”客户，提供一站式、一揽子服务。更好助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，高水平打造“在岸、跨境、离岸”一体的人民币全产品体系。健全非银业务管理和风险控制体系，加强一体化统筹，做深集团化管理。

　　第六，毫不放松抓好风险防控。着重提升监测预警能力，加强常态化风险扫描，突出重点领域风险管控。提升风险前瞻性预判能力，紧密关注境外经济金融政策变化及溢出效应。持续完善风险管理理念、方法和工具，更好适应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，形成对重点战略和创新发展的有效支撑。加强信用风险全口径管理、全周期经营，推动投融资布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匹配。